——《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八  

 

说是在司令部值班，其实是到团首长的办公楼上值班。司令部在楼下，团首长办公室在楼上，而政治处则在司令部对面的一幢平房里。

在司令部值班是每星期换一次班儿，每班儿只有一个人，负责这个星期团首长办公室的清洁卫生和茶水供应。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晚上下班时，整个大楼就我一个人，所有首长办公室的门我都可以打开。于是我读了《共产党宣传》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然也从政委的书厨里“借”出了《红楼梦》。那时《红楼梦》还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我借这个机会也享受了一次县团级的待遇。

在司令部值班，除了负责团首长办公室的茶水供应，还要负责给住在营房外面团首长家属院里的政委和政治处叶付主任房间送茶水。送茶水的时间往往是晚饭以后才能去，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团首长都下班了，我才能离开司令部去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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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七

 

警卫排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站岗。在营房时，每天从早到晚在大门口都要有一个岗，晚上则是两个人站一个班儿。每夜第一个班儿往往是从晚上9点到11点，后面每班儿一个半小时，直到早晨六半。为了站岗不站岗的事，后来还酿成场轩然大波，让我直接得罪了政治处的宣传股长司献良。这个在以后我会专题讲到的。

那时战士们是不准戴手表的。有一次晚饭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我学着有些干部显摆的样子拉了一下衣袖，装作一副对表的样子，被副班长看到了，他还曾专门找我谈一次心，傍敲则击地关心我：如果有手表就先放起来，别让其他人看见了，不然会被说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战士们站岗，只能依据传达室门口那一口大挂钟交接班。那大挂钟是可以轻易用手拨动的，有好几次我们发现最后一班岗特别长，时钟都指向七点了，还没放起床号。原来前几班有人把时钟往前拨了一个多小时。可大家都没有手表，前五班岗一共十人，哪知道是谁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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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六

 

 

我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尽管我多次转学，但每到一个学校都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小学除外）。我是从赵庙中学的高二转入大新中学高一上学的。一是因为父亲工作调动转学，二是父亲觉得我如果十六岁就高中毕业下放劳动年龄太小，就让我多上一年高中。

自从进入初中后，我就一直是班干部。那个时候的班干部与现在的班干部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讲。我到大新中学的第二个学期又被选为班干部。班主任老师王祥林很喜欢我，他就在自己写入党申请书时，让我和另外一名班干部也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们高中毕业之前和他一起入党。可惜一次巨大的变故，我没有等到高中毕业就离开了大新中学。

我为什么要入党呢？在1975年2月22日的日记里我是这样写的：

“一个人为什么要入党呢？难道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以后吃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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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四

 

 

1975年3月21日晚上，我正在团部礼堂看电影，却被班长叫出来，他让我跟参谋长下连队。

那时我对沭阳县城及各连队驻地的情况还不解，甚至我骑自行车的水平还正处在初级阶段。但服从命令是不能讲条件的，于是我立即去司令部推上一辆自行车，就跟参谋长出了营房大门。

参谋长的骑车水平很高，他可以在沭阳城内大街上的人缝里乱钻。可我就难了，我紧跟着参谋长，骑一阵，推着车子跑一阵，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敢喊参谋长等一下。好不容易出了沭阳城，顺着乡间小路追赶参谋长，可一转眼的工夫参谋长就不见了踪影。这还得了，我作为一个警卫员，居然把首长给跟丢了，万一首长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这可是严重地失职，我大声喊：“首长，请等一下。”这时我只能喊首长，不能喊参谋长，因为内务命令规定，外出是不能喊领导职务的，以防泄密。可首长没听见，倒是一条狗窜出来咬我，我一急便摔倒了，不仅自己摔了两手泥，还把自行车瓦给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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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三

 

我虽然离开新兵连，分到了警卫排，但在老同志眼里还是一个新兵。那时老兵对新兵真的像兄长一样地关心和爱护，有的老兵甚至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牛奶糖果拿给新兵吃。那时候能吃一块牛奶糖果，几乎就像现在被请吃一顿大餐（有些夸张哈）。

警卫排分四个班，一班是警卫班，是直接给团长、副团长、政委、副政委当贴身警卫的。二班和三班是公务班，负责处理团机关的公共事务。还有一个驾驶班，负责团首长和团机关的车辆驾驶。当时我们团部仅有两辆北京吉普，由两名老兵驾驶。那时给首长开车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更没有任何优越感。不像现在，有人一旦给领导开车，几乎就成了二领导，那种特别的感觉，好像世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消息，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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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晚的开场童谣真的很朴实。如果说那个后来被网友戏称为“淡定哥”的邓鸣贺小朋友一出场就显得十分老练，到后来再次出场与毕福剑说对联的时候，老练得简直就成了央视的资深主持人。现在中国从上到下都十分忐忑，那是因为许多人想法儿太多，私欲太重。而邓鸣贺只有五岁，还没有那么多的思想，以为这个世界都是他的童话，以为上央视和他在家与小朋友们玩“过家家”没什么两样，何况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伺候着他，所以他就显得十分淡定了。

在那个群口相声《小合唱》中，四个歌唱家上台争着唱歌，似乎是在讽刺一些地方官员上台之后争讲政绩，而佟铁鑫唱祝酒歌起调太高，又好像在诉说中央政府对下级政绩考核的起点太高，让地方政府没法“唱”了。比如上面以上访人数来考评下级的政绩，就吓得地方政府天天疲于截访，造成访民在上访的路上更是充满艰难和险恶。这个节目让歌唱家改说相声，就好像现在让法官讲政治不讲法治一样，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让社会和谐的。

小品《天网恢恢》中，那个从没出面的婷婷也吃了“特供”，是不是暗喻那些高官们也有意让中国百姓都像他们一样享受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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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二

 

新兵连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在水泥地上铺上麦秸，然后挨个铺上垫被，就睡在一起。当兵的被子是很薄的，那时的气候也比现在低得多，但大家居然都没觉得冷。

当时负责管理我们的排长叫沈振亚，就是沭阳当地人。按说在家门口当兵的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在野战军当兵。而更为罕见的是我的老电影组长，他当兵三十年，两次入伍，还是野战军，居然都在自家门口。

当兵的摸爬滚打，衣服最容易脏，外套还可以洗洗，但棉袄脏了就不好洗了。沈排长看见我爱干净，就主动送我布票，让我去百货商店扯上几尺布，给棉袄的衣襟包上一层布。这样，布脏了就拆下来清洗，可以保持棉袄的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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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一

 

 

入伍前，我是一个学生。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在小学到高中的十年里，我转了五次学，也有过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我以后再讲，而现在我要讲的只是高中毕业入伍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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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序

 

早想把我在军营的经历写出来。

三年又三个月的部队生活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也增长了我的阅历，使我更加成熟起来。作为一名士兵，在级别森严的部队里，我竟能与团长切磋诗情，又有政委亲自下厨给我做饭，我与政治处主任为一个标点的对错争论过是非，又为执行顶头上司的指示而顶撞上司的上司。毛主席去逝后一次政治学习会上说出的惊天“体会”，让我在政治上难再翻身。申请退伍之后，同意我退伍的政治处主任又到老兵连，问我是不真的想退伍，如果不是，还可以再回去……

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事情已记不太清楚了。现在才发现写日记真是一个好习惯，许多记忆不清的事可以靠它重新梳理清晰起来。最近，我翻阅了在部队写下的几本日记，又前往我们当年部队驻地江苏省沭阳县走了一趟，我的老电影组长鲍俊禄和电影组的战友单兆俊陪我参观了正在消失的部队营房，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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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台湾《中国时报》、台湾中视和中天电视传媒航母的老板蔡绍中居然没上过大学，而其不上大学的原因竟是他爸爸不准他上。

蔡绍中的父亲蔡衍明是台湾旺旺集团的老板，他不让儿子上大学的理由是：“你将来会领导很多博士，如果你自己又是老板，又是博士，就怕你会太自傲，你不会谦虚地听那些博士的意见，就算那些博士想帮你，都帮不到你了。应该有些事输给人家，有点自卑感，对人家才会客气一点。”

事实上，蔡绍中担任老板后，对下属一直十分谦虚，这也就让下属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愿意与老板沟通。

而我们的大陆官员，不仅要在官职上高人一等，还要利用权钱在学历上高人一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想时时处处都高人一等，不想听别人的意见，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多屁股决定脑袋的官员。

 

参阅文献：《应该有些事输给人家》，载《中外文摘》2011年第23期，作者：邹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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