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现在我发现我已经不会愤怒了，无论自焚的唐福珍、住上树的陈茂国、接嫖客4176个的陈艳，还是破了产不再赔偿的三鹿、像被野兽撕咬过的“自杀”的黄华龙……，我已经成为一个冷血而懦弱的牲畜，像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鸟样。

　　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当唐福珍——一个女人，为保卫自己的家愤而自焚的时候，她的身边却没有一个男人，甚至没有一个人。非洲草原呆滞的牛马，都知道几千头、几万头地群集在一起，虽仍不免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体和种群的安全和繁衍。虎狼一样的统治，不仅把国人治成沙，还要把不驯服的每一粒分离出来一一碾碎。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手段过于成熟，必将累积到最终众叛亲离的一刻，就像央视着了火，民众却压抑不住兴高采烈一样，这个结局其实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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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歌，叫《社会主义好》，唱了许多年，可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连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搞明白。还是邓小平十分坦率地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义又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1）

    其实，这个社会主义不仅中国没搞清楚，就连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也没搞清楚过，列宁甚至不知道社会主义具有什么特征，他说：“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一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注2）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传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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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从媒体得知，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女士，因《遮蔽与记忆》一文中，对赵一曼烈士生前“遭受日本宪兵和特务实施‘电刑’刑讯过程，其中尤为详细地记载了赵一曼烈士遭受‘电刑’之后，身体各器官尤其是性部位：乳头、乳房、会阴和阴道等处的生理反应，其记述之细和详尽，有如生理解剖和医学实验报告，其情其景‘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为此，陈红女士认为，“涉案诸被告创作或传播严重失实，且对英烈受刑之后的性器官进行大量详尽的文字描述，显然没有给赵一曼烈士最起码的人格尊重。”

    我对陈红女士为此提起诉讼并无异议。但我作为《遮蔽与记忆》一文的读者，我想发表自己的读后感，以供本案的原、被告及负责审理本案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参考。

    《遮蔽与记忆》我是在一本文摘类杂志上看到的。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对赵一曼烈士曾怀有崇敬心情的话，那么，在通读了《遮蔽与记忆》之后，除了热泪盈眶之外，还要加上十分崇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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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说到赵本山也是弱势群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本山已成了中国的明星大腕，自己富得流油，能一下子掏出2亿元人民币购买私人飞机，如果他也算是弱势群体的话，那中国还有谁不是弱势群体？这话说得有些道理。但我以为弱势群体只是相对而言，相对于央视来说，赵本山当然是弱势群体。比如说赵本山到广州演出，一次出场费可以要个几十万的，可他上央视的春晚，那就得央视说了算，最多也就只能混得上有偿演出而已，比那些倒贴钱也想上春晚的主儿好一些。如果赵本山嫌央视给得钱少，或者对央视随便把春晚节目制作成光盘赚钱提出点儿知识产权的要求，他的下场也不会比陈佩斯和朱时茂好哪儿去。陈朱二人为了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曾起诉过央视，法院判决央视赔偿三十多万元，可央视楞是一分没给，法院也不敢去强制执。，倒是央视把陈朱二人封杀至今，让全国人民再也不能在春晚上看到陈朱二人的精彩表演了。

    如果你是一个省委书记，你以为没人敢把你怎么样，但你如果不幸得罪了你的上级，或与新上台的主儿原来没站在一条线上，那你就得下课。要不有关部门就来查你，并且保证一查一个准儿，弄不好你下半辈子非得在监狱里呆着不可，这就是中国监狱越建越豪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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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18日下午，河北省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在家中用一把水果刀刺中左腋大动脉，血流不止，抢救无效死亡。这种罕见的“自伤至死”的方式震动了蔚县上下。

    这个被蔚县教师们称为“老师们的精神支柱”的教育局长在蔚县教育局任职只有两年零七个月，在此期间，他狠刹了教师调动必须送礼的歪风，他的讲话令所有教师们精神振奋，“在位不谋其事，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校长得让出位来，也算是对蔚县教育事业的一大贡献。”

    当有人对葛祥以考分定教师分配的举措表示担心时，葛祥十分坚定地表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是公平、公正、公开地任用，出什么事，我一人顶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葛祥合并了123所学校，完成了全县教育布局的调整。许多与葛祥不相识，更没花过一分钱就得到调整之益的教师们十分感念葛祥，觉得葛祥之死“对于蔚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损失”，“一个教师进城不花钱的时代结束了。”

    四十四岁的汉子葛祥死了，官方没说明死因，也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死因。但他是一个好人、好官则是公认的。

      2009年，被网民们称之为“被时代”。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被时代”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许多事情不都在“被”状态之下吗？反右斗争中那些“右派”的检讨；“文革”中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背毛主席语录；恢复高考之后，招生志愿表上的“服从分配”；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学习”，哪一个不是被动式的。而更为可悲的是当时我们还往往把这些被动的事情当作“自愿”的去干。

    2009年，在吾党的英明教育下，民智初开，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自愿，什么是被自愿。于是大家终于明白“被代表”、“被觉悟”、“被就业”、“被钓鱼”、“被自杀”、“被失踪”、“被提高”等等的含义。在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所有基本权力都被权贵者们“被”了去。而世上但凡坏事也都会有好的一面，现在大家对“被”的敏感度提高了，大家不愿意再被“被”下去，这样在吾党的领导下，也许“被时代”就会慢慢地终结了，这个终结的时间不在2010年，就在2010年之后。

    对此，吾等还是有信心的。

                              ——漫步遐想录之三十二  

     曾被誉为“证据之王”的司法鉴定，近年来因为黄静案、代义案、躲猫猫案等鉴定争议，被舆论广为质疑,被人们戏称为“是非之王”。但法医界也有自己的苦衷，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鉴定机构常常被权势者“政治”，丧失了独立性，其鉴定结论不是依据事实和科学作出的，而是依据权势者的意志决定的，这样一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就成了领导意志的权威代言，因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鉴定就会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司法鉴定机构为了按有关权势者“维稳”——往往把公民的非正常死亡鉴定为正常死亡——防止弱势或被害一方“闹事”的意志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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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一  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

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

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

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

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

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

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

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

‘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

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

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

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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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民间法律研究者，一说起司法公正我就会脸红，因为司法不公已成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特色，再说司法公正就有些骗人的感觉。但司法公正毕竟还是吾党吾国一再提倡的，亦是吾等屁民们极力追求的梦想，所以，我们还是要向那个梦想的方向努力的。

    所谓司法公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一个案件不管在那里审理，总应该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公正判决结果。然而，近几年来，就连被公众关注的案件都难以求得这种判决结果。远的如广东的马克东律师诈骗案，就我等屁民对中国大陆法律的理解，马克东律师的行为如果真的构成诈骗，其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也都应该在广东而非在辽宁，然而辽宁警方楞是把他从广东抓到了辽宁。尽管有全国律协及有关法学专家们的呼吁，但还是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有专门对该案进行分析的人士认为，如果说该案在广东审理，马克东可能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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