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是地球母亲赐予人类的礼物。可政府（当然不光是指中国政府）却把它霸占了，向用水的老百姓收费，这无异于有人要把空气霸占起来向老百姓收费一样。

有消息说，2009年下半年，为了大致搞清全国城市饮用水的水质情况，住建部水质中心曾做过一次全国普查。尽管数据没对外公布，但多位权威部门的人士都透露：实际合格率也就50%左右。

几乎所有饮用水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城市水质存在“安全隐患”，但并没有任何一家自来水公司宣布自检水质不合格。网上有消息说，一些先进国家排出的污水都比我们喝的自来水干净。

许多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和水资源方面，还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因为异地任职的党政一把手并不会考虑祖祖辈辈生长在此的老百姓今后日子怎么过，这些屁民更不能决定他们的升迁。只是他们将来生活的地方水资源也许正在被同样不负责的异地任职的官员在肆意污染着。有人评价中国人现在是易粪相食并不为过。

我们中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资源已被一帮利益集团霸占，他们肆无忌禅地在水里拉了“屎”、撒了“尿”，然后还要向求水的百姓收取水费，并且还敢随意涨价，也不告诉收的水费是如何开支的，这帮人简直就是一帮子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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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中国的拆迁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人讲了德国“磨房”的故事。不久就有媒体“辟谣”，说那仅仅是一个传说。再说咱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拆迁怎么能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拆迁相提并论呢？

后来有人在浙江奉化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之后，想把自己老家的旧房子扩建一下，怎奈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不同意，甚至还放出话来：“瑞元（这是蒋总统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只是这话你让瑞元亲自来说。”

蒋介石闻讯后，只好放弃自己的拆迁计划。

今天，当我们来到蒋介石故居，看到蒋家面临剡溪的大院右侧有一个“周顺房千层饼店”嵌在蒋家大院一角时，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只是有人认为蒋介石是新光棍怕老邻居，他碍于自己儿时的情面，不敢为了非“公益事业”强制拆迁罢了。咱们特色社会主义的拆迁都是为了“公益”，官员们从来都不肯谋私利的。

然而，就是为了公益，在中国古代的拆迁上也表现得十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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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一个亲戚参加考试，但这位仁兄胸无点墨，便欲仰仗李鸿章的权势得到优待，于是他在考卷上写道：“我是中堂大人的亲妻”，欲写成“戚”，无奈搜索枯肠，就是想不起“戚”字如何写，最后写成“妻”字。为此，考官批：_______________

考官用委婉、幽默的语言将错就错，没有录取他。

你知道考官批的是什么吗？

 

这是一本供小学三年级使用的《全能课堂》语文作业课，学生做不好，问家长，家长弄不明白，又来问我。

我一看也懵了，我反复看了封面和内容，真的不相信这是给小学三年级学生出的作业题。

根据题目内容，我想答案写成“你贵为中堂大人之亲妻，何人敢娶？”也许才符合“委婉、幽默的语言将错就错的”条件，但这样本应由考官批阅试卷作出的“将错就错”,且含有一些“淡黄”色彩的幽默，让一个小学三年的学生来完成，显然有些勉为其难了。

许多年来，我们一些违背少儿天性的假大空教育，如唱红歌、表忠心，学习一些“政治家”都弄不明白的“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已毒害了多少青少年的思想，浪费了多少孩子的青春，难道我们还不该警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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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有一次招待几个客人吃饭，大家都点了牛排，其他人都吃完了，唯有松下幸之助仅吃了一半。这时，松下幸之助唤来了大厨，告诉他，你的牛排做得很好吃，我之所以没有吃完，是因为我已80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我叫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问题，我怕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厨房，心里会难过。

这么大的老板，对一个餐厅的厨师都想得这么周到，他的事业不成功才是怪事。

想想我们现在的许多官员，一个比一个高傲，一个比一个牛逼，上车要别人开门，下雨要别人打伞，讲话要别人写稿子，除了找小姐和吃山珍海味要自己亲自干之外，其余的事都可以由别人代劳。怪不得有人说，在中国这个特色社会制度下，傻瓜也能当大官。

也正因为这样弱智的官员太多了，他们老是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就装作一副十分神圣的样子，他们今天看这个不顺眼，明天对那个训斥一番，哪怕自己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事也死不认帐，坚持一错到底，说到底就是内心太空虚。

越是内心强大有实力的人越是谦虚谨慎、礼贤下士，越是内心脆弱、智商低下的人越是处处摆谱，时时装逼。

到我们官场上看一看吧，装逼的群体越来越多，就说明弱智的群体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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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长何应钦去麓山扫其母的墓，“中宣部”要求各报要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新闻通稿”的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麓山扫其母之》。第二天，有报纸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麓山扫他妈的墓》。

抗战时期，重庆物价暴涨，许多产品偷工减料，《新民报》编辑程大千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一新闻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1947年，国民党政府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并要求各级政府购买《伟大的蒋主席》等政治书籍配发给公职人员组织学习，《文汇报》把这两条消息加在一起拟了一个标题：“《袁世凯》要查禁《蒋主席》必须读”。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的报纸经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一天，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新闻”，原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结果，出报时变为“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

民国时报纸之所以敢说话，是因为允许民办报纸，甚至允许反对党办报纸。当年共产党在南京办的《新华日报》就天天变着法子骂国民党。《新华日报》的报童，都会把几种报名连在一起叫买：“新华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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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原告依法申请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并缴了财产保全费用，结果法院没冻着被告的存款，倒反过来把原告自己的银行存款给冻结起来……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要规定：对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担保。

请注意，这里是“可以”，而不是必须的。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时，有时候提供担保，有时就不必提供担保。并且担保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保，有财保，有的担保人在担保书上签字画押即可，有的把房产证或行车证拿给法官存放就行了。

后来规范一些了，就有了让企业法人担保或担保公司担保之说。有的担保公司专事财产保全担保，然后根据担保的风险，与当事人约定收取一定比例的担保费。

按说这财产保全担保风险是及小的，一般情况下，申请财产保全的都是原告，而原告不是人身受到侵害者就是财产受到侵害者，当事人如果不是有精神病，也不会有事没事地去法院打官司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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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轰炸红军驻地的一颗炸弹没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研究。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19岁的胡耀邦当时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他与当时的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三人忍不住好奇，在一个晚上，悄悄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想亲眼看一看那炸弹的尊容。

但他们被负责看守炸弹的政治保卫局的卫兵发现了。于是被捕、枪毙成为必然。

当三个小孩子被押向刑场时，碰见了博古，他问刘英：你们这是怎么啦？刘英说：犯了纪律，要被枪毙了。

博古向押送人员问清原委之后，笑道：“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

见总书记替胡耀邦他们求情，负责执行枪决的保卫局工作人员也就大事化无了。

也许从那一刻起，在胡耀邦心里就产生了一颗民主与法制的种子，因为许多人的生死，全靠一个领导的好恶来决定是十分不靠谱的。

只是胡耀邦并没能实现他的夙愿，我们现在还在“讲政治”，法律仍是权势者手中的玩物，许多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还是某些领导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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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了，同学们纷纷向教室里自己的座位走去，这个从理论上讲只能容纳四十多名学生的教室被塞进了一百多名学生。

就在A同学一条腿跨进自己的座位，另一条腿还在走道上没抽进来的时候，急于赶到自己座位上的B同学绊在A同学的腿上摔倒了，造成左臂骨折。许多同学和在场的老师都证实了这个情况，说：不怪A同学。

B同学住院治疗，腿也被碰得生痛的A同学想去医院看望同学，A同学的家长过来咨询，该不该带孩子去医院看望同学。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看的。

A同学的家长问：如果B同学的家长要我们赔偿怎么办？

我说：如果责任在你的孩子，你不去看望人家岂不更不合情理？如果责任不在你的孩子，你去看望人家，也就增加人间的温暖，他们怎么可能无理要求你家赔偿呢？

A同学的家长说，社会上有许多事都是这样的，你好心好意地去救助别人，或自己没责任，只为人情上的考虑去看望一下，结果就被讹上了。你说你没责任，人家还有了证据：没责任你为什么还来看望，分明是心里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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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民国时期，蔡元培担任过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等近十来个重要职务，可晚年生活却极端拮据，甚至生病都无钱请医生，常常苦熬支撑。1940年3月5日，蔡元培溘然长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士，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疗费。就连入殓的棺材，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胡适不仅担任过驻美大使，也是个大学问家，一度还有接任民国政府高官的传闻。他在1962年2月24日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而逝。秘书清点其遗物时，除了书籍、文稿外，存款只有135美元。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手中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但他个人生活却经常因为经济而拮据。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两个星期后，在多方人士监督下打开梅贻琦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发现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帐目，一笔笔列得清清楚楚。

时过境迁，与时俱进，在当今之特色中国，是否也可以在我们政府里找到一些如此位高权重的清官，来让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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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官员的嘴巴是管得很严的。如意大利刑法就将公款吃喝和公款娱乐定为贪污罪，只要有人举报，法庭就会受理追究。所以，在意大利除外事部门外，其他政府机构根本就不存在公款宴请的开支项目。

在美国，官员公款吃喝更是丑闻，一旦官员被曝出公款吃喝问题，立马就得下课。去年《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称，司法部代理检察长施内达尔郑重提出“政府餐饮成本审计报告”，详细列举了小布什、奥巴马两届政府10次执法会议期间，“触目惊心的餐饮腐败浪费”，主要“罪状”是16美元一块的松饼（市场只卖2美元一块），每人76美元的午餐等，并责令整改。

伦敦市政府也没有招待费之说，就是招待媒体，也只能是市长个人掏腰包，只有几块三明治和一些果汁。因为“这是写到法规上的，谁也不能违背”。

去年，德国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施密德保尔和另一名警官接受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请吃，两人共消费60多欧元，但他们没有自己买单，于是就落下了“受贿”的嫌疑而被降职和罚款。今年，德国奥格斯堡市政府还出台了新规定：“所有政府性质的招待会及活动均不提供食物，只有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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