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

 

生命无价。然而对于那些在各种事故中罹难的人而言，生命往往是有价的。此时法律对这种生命价值的衡量，在化约为一定量金钱的苍白数字中，则暗示出我们这个社会对生命的尊重程度。

备受关注的湖南踩踏事故中，罹难学生家属日前全部与育才学校签订了赔偿协议，每位35万元的赔偿金在抹去亲人一部分悲怆的同时，似乎也就此终结了那8名鲜活年幼生命的价值。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次赔偿协商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时，着实感受到了生命在谈判中被“定价”的一种轻飘飘的“凉意”。

据称，8日当地政府给出的赔偿方案，是“按年龄一年赔一万”，但遭罹难学生亲属强烈反对。之后，工作人员提出一次性赔偿20多万元，也没有获得家属同意。最后博弈的结果是，赔偿金额最高为35万元，最低34.9余万元。之所以出现几百元的差异，与这几天处理善后的家属人数和误工时间差异相关。（12月10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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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网上热炒的“砒霜门”事件，在舆论的追讨下发生了戏剧性逆转：11月24日，海口市工商局向消费者发布了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3种饮料总砷含量超标的消息；时隔一周的12月1日22时左右，这家工商局又向记者通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消息，称农夫山泉、统一3种饮料检测结果全部合格，海口市工商局副局长王建禄也表示“我们认可复检结果。”（3日新华网）

事已至此，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原本忐忑不安的心在“虚惊一场”过后，本应当归复平静；然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未能平息此前的舆论非议，反而激起了又一轮舆情大浪。各大媒体的评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闹剧不能一闹了之”，纷纷质疑“背后还有多少迷雾”。农夫山泉此前就公开质疑事件有“强人”幕后操纵，而据人民网最新的调查显示，85%的网友也认为“砒霜门”事件没那么简单，幕后一定有人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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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领导干部的家属违规经商办企业，本年度纠正了多少？迄今为止清理了多少个“小金库”？下属是否主动上缴了违规收送的现金、有价证券、干股？以上内容均为“2009年北京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项检查自查表”的“廉政指标”，各区县委、市委各部委办、市级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的领导干部，均需填写该份自查表，自查67项“廉政指标”。（11月29日《新京报》）

作为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廉政指标”设置的初始目的，在于考核评价领导干部抓廉政工作的具体业绩。应当说，这种将廉政建设绩效考核指标化的做法，既有助于强化党政干部自身的廉洁自律意识，也极大改观了以往对领导干部廉政职责考核失之于软的状况，有利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职责的落实。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廉政指标”仍然局限于自查项目，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领导干部履行廉政建设职能的动力，又能否深入制度层面对各级干部形成切实的拘束力，都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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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坛反赌风暴乍起。日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就备受公众关注的足球打假案件接受了记者采访。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配合下，目前已查明王鑫等人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国内足球比赛个别场次的犯罪事实，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11月26日《法制日报》）

肆虐足坛的赌球等丑陋现象，在公安机关的铁拳之下终于被撕开了一个缺口，可谓大快人心。与以往足坛扫黑“雷声大雨点小”相比，此次司法机关的介入堪称“动真格”，难怪舆论对此好评如潮，纷纷发出了“刮骨疗毒”的呼声，期望这一次能够让中国足球“重整河山”。

法律对公共治理领域的介入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水准的重要指标。对于赌球这一中国足球的“毒瘤”，司法机关“闻风而动”，依法查处，乃是法治社会的常态规则。但无论是就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还是中国足坛积重难返的种种积弊而言，常态功能下的司法能否承载得起帮助中国足球“重整河山”的重任，则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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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18日考察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19日《东方早报》）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极大改变着普通公民“话语权”的行使，营造出强烈的网络舆情生态，深刻冲击着传统反腐格局。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如此庞大的一个公民群体，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其监督力量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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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湖北省出台了药品监管方面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执行。《条例》中明确指出，代言广告也要负连带责任。“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公众推荐药品，使公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11月14日《武汉晚报》）

近年来，明星代言广告频出问题，极大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医药广告领域，一些名人出于巨额广告费的利诱，在不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欣然登台，利用自身的明星效应欺骗广大患者，已深受社会诟病。最近，侯耀华所做的10条违法广告曝光后，就被舆论口诛笔伐。而11月11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透露，赵忠祥、唐杰忠、李学明等知名人士也代言电视购物违法广告，且仍在一些地方卫视播出。在这种背景中，湖北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谓“及时雨”，激起了民众对规范明星代言的绵绵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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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云南面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做法，招致舆论的普遍质疑。点击媒体刊登的评论，诸如《“媒体监督员”用心成疑》、《监督媒体这事儿真不用地方官员操心》、《媒体监督员身份别成为权力内定的马甲》、《媒体监督员是创的哪门子新》、《聘媒体监督员是个花边化操作》等，表达了舆论鲜明的反感立场。

理论上说，媒体新闻监督权乃是一种社会权力，根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这种归属关系决定了新闻监督权自当受到公民权利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媒体真正成为“人民喉舌”。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传媒力量的勃兴，新闻监督权呈现出强势介入社会的趋势，其在西方国家已经演化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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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云南面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做法，招致舆论的普遍质疑。点击媒体刊登的评论，诸如《“媒体监督员”用心成疑》、《监督媒体这事儿真不用地方官员操心》、《媒体监督员身份别成为权力内定的马甲》、《媒体监督员是创的哪门子新》、《聘媒体监督员是个花边化操作》等，表达了舆论鲜明的反感立场。

理论上说，媒体新闻监督权乃是一种社会权力，根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这种归属关系决定了新闻监督权自当受到公民权利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媒体真正成为“人民喉舌”。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传媒力量的勃兴，新闻监督权呈现出强势介入社会的趋势，其在西方国家已经演化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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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昔日的员工，一个是往日的东家；一个是7次乘机屡吃“闭门羹”的原告范后军，一个是强调为了公共安全而“拒载”的被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航空黑名单”案历经数次开庭后，近日终于法槌落定。10日上午，朝阳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范后军的全部诉求。审理法官认为，此结果对以后的黑名单案不具有判例效应。（11月11日《京华时报》）

说实在话，舆论对此案的持久关注，并非因为其“全国首例”的头衔，也非对原被告之间劳资纠纷的追究，更非出于对是否侵犯原告人格权、名誉权的法律兴趣；作为公民权利的“看家狗”，媒体始终关注的，乃是“航空黑名单”背后的消费者权益，是司法之外的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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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成都走在了前列。作为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布于众。据了解，此次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其中包括行政许可126项、行政处罚6304项、行政征收45项、行政强制314项、其他行政权力648项。（11月10日《济南日报》）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力行依法行政的自觉行动中，“权力清单”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2005年邯郸市公布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贵州省政府公布18个部门1269项执法“权力清单”，从湖南省政府公布省直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到前不久江苏网上公布《江苏省省级行政权力总目录》，每一次“晒”权力清单都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各种肯定和期许的评论更是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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