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伴随国家经济的腾飞，国内问题不少，相比贫穷困扰下的中国，政府更为棘手。官员贪腐、政府缺失公信力、贫富差距拉大、交通阻塞、物价飞涨，国人幸福感不见增加，焦灼感反倒增长。国际上，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于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开出“处方”，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方式转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但是，成效并不明显。中国政府在GDP增速和民生保障上进退两难。一方面提出保增长就是保稳定，另一方面保增长又要牺牲民生。于是，学者们困惑了，中国究竟何去何从。

     我不研究经济，也不研究政治，只对法律略有所知。但在我看来，今日中国最为必须和必要的是文化重建。因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不再是民众创业热情的释放，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也不再是政治制度的补漏。我反对不切实际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口号，因为任何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文化的铺路，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

     新一轮中国改革，要解决的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社会道德的失范，从根本上讲，是文化有效性的缺失。今日中国，政府不差钱，官员不差钱，富人不差钱。政府的银两、政府的资源被官员把守分配，官员自然不差钱，差钱的只是百姓、只是穷人。于是，就有了贪腐问题，就有了民生问题，就有了仇官仇富问题，就有了群体性事件问题；今日中国，政府拥有威权，比如强制拆迁，比如强制遣送，但却缺失公信力；今日中国，作为“主人”的百姓，政治地位早已写进了宪法，但现实中的权利却少得可怜，在与政府的付价还价上，却像一个秀才面对一个手持刀剑的侠客，不要说有还手之力，就是大声出气也难。

     改革是一道坎，必然要经历某些固有的程序，或者说要经历某些必须的阶段。反观近代中国的改革，最终是文化的改革带来了制度的重生；而新中国的改革，最终也是文化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中国GDP突飞猛进的增长。而之前的器物改革和制度改革，最终只是为后来的文化改革带来探索，为后来的文化改革把准了脉搏。

说起中国的文化改革，千万别以为，“主流”的政治文化回归就解决了问题。“主流”的政治文化到底是什么？现在的政治大家们自己都没搞清楚。他们写下的大量文字，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他们只是为功名而写，就像市场上的小商小贩，都是为生存、为生活；别认为中国的国学就能拯救中国的现时。国学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正所谓“仪不和不相为兄，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西方文化，我们却缺失合适的土壤和肥力。究竟应当重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或许还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