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行感记二：我被边检扣了
本来对进入港澳要出入境两次，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几乎就是出国嘛！而出入的两边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共和国的领土，好在在论坛上已经有澳门的学者在关注这件事，说明觉得此事有点烦的不止我一个人。
但不理解归不理解，烦归烦，该排队的还得排队，该安检的还得安检，甚至该赔笑脸的还得赔。否则，要么你出不去，要么你进不来，这就是一种公权力。
不信？我就差点回不来了！
到澳门时，尽管几个我们在广东还算有点名气的法学教授和学者在澳门老海关门口席地而坐了半个小时等其他队友排队，尽管这些人都在研讨会上不止一次地高呼“权利是斗争而来的！”，但在公权力面前，除了有一丝不快，一点牢骚之外，也只是一种无奈。
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对一种权力的麻木，自然就会助长这种权力的蛮横，甚至不断扩张。
我当时也没觉得什么，直到我回来时，被扣下来了！而且还是被珠海拱北这边扣下的！
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征兆。
当我陪着笑脸，看着那位工作人员神情严肃地在我的《港澳通行证》上盖满章子后，正要伸手接时，旁边走来一个男性警察，似乎微笑，似乎皮笑肉不笑，似乎没有笑地从那个警察手中接过我的《港澳通行证》，说：
“请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说：
“有什么事吗？”
“过来就知道了！”他似乎不愿回答。
法学会薛部长见状急忙过来询问，并称“我们是法学会的，去澳门开会，来接的车已经在口岸外面了！”
那人根本没有理他，我说：
“我能不能将行李放在我们一起的同志那？”
那个警察仍然没有太多表情，我只好请薛部长看着我的行李。
跟随那个警察到了一个在安检大厅中间一个类似栏圈的地方，几个警察在那上面一个高高的类似控制台里坐着，我在一个封闭的围栏里站着。
我赶忙问：
“到底怎么回事？是证件问题，还是我有什么问题？”
一个警察一指远处一个冷板凳，厉声喝到：
“坐到那边等着！”
那个带我过来的警察，把我的证件放到一个女警那里。女警似乎在电脑中敲击着我的证件号码。然后就把我的证件丢在一边，有不管的嫌疑。
我见状，急忙又走上去，仰视着几位警官：
“同志，我是开会的，许多人在外面等啊！能不能快点？”
女警说：
“要等答复！”
我问：
“什么事需要答复？我这里有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
然后立即把自己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递了上去，女警看了下，只拿过我的身份证，在电脑上敲了一通，然后一如前面那样也放到一边。
我一看更急了，赶忙问：
“有问题吗？”
女警说：
“没有，你等着！”
然后转身离去。
我看着空空的控制台，急忙向远处往这边张望的薛部长做手势，让他先去车上，但由于太远，薛部长仍正着急地等着。
这时，控制台又来了一个警察，我就过去说明情况。
这个警察几乎重复了前面那个女警的动作后，也同样把我的证件发在一边。
我还是去问“什么问题？至少你得给我一个等多长时间吧？时间长了，我让别人先走！”
他想了想，说：
“你等五分钟吧！”
终于有个准信了，我连忙朝远处东张西望的薛部长伸出五个手指，也不知他是否看懂。
我回到那个冷板凳那里坐了下来，看到控制台警察走来走去。我的证件仍然冷冷的躺在那里，无人搭理。
等待总是漫长的，特别是在等待一个无法预期的结果，那就更加漫长，我感觉大约有十分钟了，而看看手机的时间，刚刚过了五分钟，于是我走上前：
“五分钟到了，请问能解决了吗？”
那个带我过来的警察过来了，拿起我的《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翻了翻，然后交给我：
“你可以走了！”
我问：
“能告诉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吗？”
那警察也转身离去，没人理我了！
我只好快速向薛部长那里走去，薛部长急切地问：
“怎么回事？”
我说：
“不知道！应该是他们搞错了吧！”
澳门行感记二：我被边检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