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不对人”与“打狗看主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两句话：一句话是“对事不对人”，另外一句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打狗也要看主人”。前一句说的是，我们在讨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要就事论事，探讨的是事情怎么样，完全是针对某一件事情展开的，而不能就事论人，就某件事情上升到人的层面。后一句话说的，在打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首先看看是谁家的狗，不能在没有分清是谁家狗的情况下，就抡起大棒乱打，这不仅会伤害狗的身体，还会伤害主人的感情，损害主人的面子和尊严。可见，这两句话是相互对立的，如果要贯彻“对事不对人”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必然的结果是“打狗不要看主人”，否则，我们如果“对事就是对人”，那么，“打狗必然要看主人”；反之，只有“打狗不看主人”了，才能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两者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而这，也许体现出中西方规则文化和为人处世原则的基本差别。人家之所以能够实行法治，就是在他们看来，“对事不对人”，而不是“打狗要看主人”。
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事不对人”仅仅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对事不可能不对人”，毕竟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当你说某件事情不行，实际上，你是在说，做这件事情的人不行，肯定是要针对人的。而“打狗要看主人”才是我们的生活常态，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要做到“对事不对人”，实际是很难的，因为这不仅需要“对事”中那个主体的心态、技巧和艺术，还要“对人”中对象的胸怀、素养和见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一个条件，对事肯定会上升到对人的层面，肯定会引起对人中那个人的愤怒和不满，就会演化成事背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每发生一个案件，都难以做到真正的依法办事，每发现一起腐败案件，都难以彻查到底，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事是人做，你依法查办这件事，实际上是查处事背后的人，这时候，与这事有关的所有人都会跳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扰，从而影响法律的贯彻实施，也影响法治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作用。例如，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权力，对于那些因为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检察院天然地具有监督和纠正的权力与义务，而事实上，检察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打狗要看主人”，你在监督的时候，你也要看看这个案件是办理的，你如果在没有分清是谁办理的情况下，想怀着“对事不对人”的心态去监督和纠正，你可能就会犯下错误，尽管在法律上没有错，但在这些领导或者办理案件的人眼里，你就是犯错误。
再比如，在我们大学毕业论文（本科、硕士或者博士）答辩中，作为匿名评审人，在阅读文章的时候，有时候也难以做到“对论文”，不对作者或者不对论文的指导老师，都难免要打听一下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其指导老师又是谁，这就难免会影响论文匿名评审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论文的答辩中，论文答辩老师在论文质量的评定和分数的评定上，也往往难以做到“对事不对人”，因为论文是人写的，是人指导的，如果我们当真严格起来，对论文进行严格审查，这不仅会伤害论文作者的感情，还会伤害论文指导教师的感情，说不定还会引发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感情冲突。毕竟当你真的指出问题的时候，其他老师就会说，你这是在针对他，说他指导不负责任，使得他觉得没有面子。这个时候，“对事”就会演变上升为“对人”。因此，我们要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几乎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两个主体之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胸怀，双方都要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对事就是对事”，双方确确实实是在“就事论事”，而不是“借事来对人”。而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根本无法付诸实践。因为，你要牢记，事都是人做的，对事就是对人，不存在“对事不对人”的生活现实。
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真正的为人处世的哲学理念其实是“打狗要看主人”，或者说，“打狗要看主人”是一种实然状态，在我们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是“打狗要看主人”，而不是“对事不对人”。因为“对事不对人”仅仅是一种应然期待，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不是生活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只狗不小心咬了你，即使你非常的愤怒，也要事先看看这只狗的主人是谁？分析这只狗为什么会咬你？你是否事先狗的人主人联系过？如果天真地认为，只要狗咬了你，你就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对狗大打出手，你就会得罪主人，伤害主人的感情，就会演化成你与主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狗的主人就会说，你这是在故意毁坏财物。
总之，在我看来，“对事不对人”是法治原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体现，其核心在于依照已有的规则，就事情展开讨论，就事情明辨是非，就事情展开评价，这可能也是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公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和精神，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究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打狗要看主人”，其本质就是讲究人情关系，是人治精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贯彻和体现，也是我们将来应该尽量克服和避免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打狗要看主人”到“对事不对人”，是我们实现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变，如果不能确立起这个转变，如果我们还一直停留在“打狗要看主人”的生活哲学上，我们就会把“对事”等同于“对人”，我们的法治就会举步维艰，难以实现。
“对事不对人”与“打狗看主人”